天天发娱乐开户 - 天天发娱乐论坛

　　

在“数”与“网”中架飞桥 中国新闻网干部职工热议习近平贺信******

　　中新网北京9月25日电 题：在“数”与“网”中架飞桥 中国新闻网干部职工热议习近平贺信

　　中新网记者 马学玲

　　“感谢乐桃文先生接受‘红星何以照耀中国’网络国际传播活动的采访。新时代，如何提升国际传播，如何以侨为桥，更待我辈努力。”

　　这是中新社侨务新闻部主任、中国侨网总编辑谢萍24日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分享了中国新闻网对美国犹他州韦伯州立大学信息系统终身教授、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乐桃文的采访。

　　此前一天，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强调，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9月23日上午，庆祝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作为中新社旗下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连日来，中国新闻网干部职工热议习近平总书记贺信。

　　中新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俞岚表示，总书记的贺信极大增强了我们拥抱媒体变革大势、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嘱托，不辱使命，把握大局大势，掌握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语境，创新为侨服务的新模式，锚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方向，秉持中新社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脚踏实地、笃行致远。

　　中新社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总书记的贺信为加快媒体融合发展、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前进方向，我们将坚持以新闻立网，以求实创新立业，直面“数”与“网”的历史变革，积极探索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新实践，在时代浪潮中架好座座桥梁，融汇东西，沟通中外。

　　筑团结之桥，力促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高度肯定了中新社70年来“为侨服务”的坚守，并对新时期“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提出了全新要求。

　　依托中新社深厚的“侨”渊源和丰富的“侨”资源，中国新闻网以网为媒，搭建广泛联系、积极服务华侨华人等“海外中国”群体的团结之桥。

　　入职20年来，谢萍一直从事华侨华人报道，宣传中国的侨务政策，关注侨胞与祖(籍)国和家乡的互动，聚焦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地的足迹与成长……

　　“廿载中新经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传递华侨华人声音、展示华侨华人形象，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工作。”

　　谢萍说，站在新起点，面对百年变局及世纪疫情，挑战扑面而来，但责任始终在肩，将与同事们一道，继续贴近侨、服务侨、团结侨，努力做到凝心聚力，以侨为桥，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做出中新人的贡献。

　　“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提出的明确要求。

　　日常工作中负责对接海外华文新媒体的中新网总编室华媒部主编陈薇伊表示，总书记的这句话让她格外激动，倍感鼓舞。

　　近年来，中国新闻网、中国侨网携手全球华文媒体搭建“同心战疫信息服务平台”，组织“四海同春”“云聚中秋”等活动，开设“华裔青年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等栏目，不断探索全球华媒新媒体合作传播模式。

　　“在日常工作中，我能直接感受到海外华文媒体同我们亲如一家的情谊，华媒朋友对中新社、中新网工作鼎力支持，他们对祖(籍)国饱含的深情，令人动容。”

　　陈薇伊表示，将谨记总书记的教诲和嘱托，继续努力做好广泛联系海外华媒的工作，与全球华文媒体一起，创新国际传播，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作出更大贡献。

　　架沟通之桥，助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肯定了70年来中新社在国际传播方面的耕耘奋进，并要求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从诞生之日起，中新社就以推动交流、沟通世界为使命。70年弹指一挥，当历史的时针指向此刻，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我们以何交流？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基于中新社遍布全球的采编力量，中国新闻网不断加强媒体融合，努力打造中外沟通新平台，探索构建国际传播新范式。

　　中新社视频部主任、中国新闻网副总裁齐彬表示，可视化是目前全球媒体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提升国际传播实效性的有力抓手。今年以来，我们的视频稿件被全球近300家国际主流媒体下载采用近3000条次，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做出了努力。

　　“我们要进一步发挥遍布全国及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的采集网络优势，采制传播更多有传播力、亲和力的视频稿件，并加强队伍、平台以及客户服务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要求，提高国际传播能力。”齐彬说。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传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中国新闻网聚焦全球知名人士群体，于2021年10月创新推出“中外对话”融媒体栏目，以人为桥，连接东西。

　　为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国新闻网以史为轴，自2022年5月起推出《文明的坐标》系列全媒体报道。镜头前，洋主播们化身vlogger，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之间的障碍，带领全球网友探访三星堆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等。

　　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如何沟通也是一大学问。

　　中国新闻网副总裁、中新经纬总裁符永康特别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中关于“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的要求。他说，这为中新社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明确了战略指引。

　　符永康举例说，“以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1%为例，我们没有泛泛而谈，而是采访许多海外华商，讲述如何把一条毛巾的生意做到千万美元量级，引起很多读者共鸣。”

　　“总书记这句话对新闻报道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中国新闻网首席时政记者阚枫表示，新时期，我们年轻一代记者应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守正创新中传承发扬“中新风格”，提高新形势下“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本领，提升报道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回望来时路，中新人一直用“新表达”捕捉时代气象，努力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我们做出了许多年轻人喜欢的正能量报道，如‘重庆山火中的50件小事’等。”中国新闻网社交媒体中心编辑高萌表示，将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做年轻人的向导，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

　　中国新闻网融媒体创新实验室编辑佟瑶表示，将创新表达，以创意出圈，着力讲述可见、可感、可知的中国故事。

　　面对席卷全球的短视频热潮，中国新闻网视频中心专题部主编张昂表示，要抓住时代机遇，努力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更好担负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

　　铺友谊之桥，遇见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70年来，中新社还铺就了一座沟通中外的“友谊之桥”。在这座桥上，中外名家云集，动人的故事远播万里，绵延至今。

　　“1981年年初，有几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南海影业正在做一部电影《原野》。”意大利著名电影制片人、电影史家马可·穆勒近日到中国新闻网录制“中外对话”节目时回忆，当时通过中新社这部电影，认识了该片女导演凌子，并通过凌子认识了一批中国第五代导演。

　　此后，马可·穆勒将影片《原野》带到威尼斯，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路。在掌舵洛迦诺、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的40年间，马可·穆勒把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贾樟柯等中国导演推向国际舞台，被誉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在今次录制节目时，得知恰逢中新社70周年社庆，他动情地说：“我很想再见她(凌子)一面。”

　　“我们广交朋友，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中新社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表示。

　　特别是面对新形势，中国新闻网积极作为，与外籍人士广泛建联。

　　在“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短视频征集大赛颁奖典礼现场，中央民族大学美籍专家马克·力文教授深情献唱原创歌曲，北京化工大学外籍教授戴伟通过化学小魔术变出了写着“我爱北京”的纸条，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厦门大学外籍教授潘维廉则幽默地分享了“我爱北京的11700个理由！”

　　这些外籍人士对中国的热爱，溢于言表。

　　“我们正是通过此类活动，将热爱中国的外籍人士聚在一起，搭建多圈层交流平台，让一批知华友华人士成为跨文化传播和传递中国形象的使者，成为中外友好的切实推动者，这也正是国际传播工作希望抵达的彼岸。”中国新闻网海外传播中心项目传播部主编冯爽说。

　　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抵达彼岸，回到中国——世界，终将遇见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完)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