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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仁陆续公布台新行政机构成员名单，媒体人赵少康批：新瓶装旧酒******

　　【环球网报道】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8日报道，台行政机构即将改组，但任内争议不断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卫福部长”薛瑞元与“经济部长”王美花都留任，对此，台“中广”董事长赵少康28日批评称，光有陈、薛两个成员，“内阁”根本与原来一样，“新瓶装旧酒，还是个‘斗鸡内阁’”。

　　报道称，赵少康提到，王美花的留任也很好笑，宣称是为了继续发展绿能，但台电、中油去年共亏损5000亿元(新台币)，今年还会亏更多，但还可用20年的第二核能发电厂二号机3月14日就要被民进党除役，“这样的浪费民脂民膏，虽然蔡英文是罪魁祸首，但‘经济部’为虎作伥的表现难道没有责任？”

　　赵少康批评称，蔡英文蔡嘴巴说团结，光是留用陈吉仲、薛瑞元，就知道她口是心非，根本没有要和解、团结的意思；这个拖拉、拼凑组成的“内阁”，看不到蔡英文败选后任何检讨改革的诚意，看到的只是争夺权利、自我保护的丑态毕露。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德维也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用人仍旧不考量专业，仅考虑民进党内派系分配与平衡，整个“内阁”人事如同儿戏，“什么人都敢用”。李德维说，林右昌仅担任过30万余人口的基隆市长，没有“部会”负责人及民代经历，竟可担任“首席部长”；陈吉仲则有开放莱猪(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争议，还对蛋价与农渔产品无法输入大陆问题束手无策，薛瑞元护航“高端(台湾自产疫苗)”也受到质疑，两人表现竟“争议越大、官位越稳”。

　　据媒体此前报道，蔡英文1月27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替苏贞昌担任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27日晚间在脸书公布首波新任“阁员”名单，不过媒体人黄扬明看完名单后发现新面孔仅约九分之一，黄扬明讽刺，“只是换个‘院长’门面而已”。

　　28日，陈建仁又在脸书宣布第二波“内阁”改组人事，包括内务部门负责人由基隆市前市长林右昌接任、文化部门负责人由史哲接任。对于第二波人事变动，有岛内网友表示，每一个任用都好怪，真的是没人啦。(环球网)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